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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蘭·昆德拉的心聲

2019/07/22 09:32:29 來源:中華讀書報  作者:陳占敏
   
如果米蘭·昆德拉僅止于敘寫大墻內的黑暗,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,他就跟同類作家——比如索爾仁尼琴——差不多一樣了。

  其實,米蘭·昆德拉最好的作品并不是那部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,而是《玩笑》。只因為前者的書名可以成為一句流行語,被人學說,捎帶著書也流行起來;而后者的書名似乎太平常了,便被人漠視了。可是,《玩笑》實在是值得重視的。


  如果米蘭·昆德拉僅止于敘寫大墻內的黑暗,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,他就跟同類作家——比如索爾仁尼琴——差不多一樣了。可貴的是米蘭·昆德拉用他獨特的筆法,寫出了另一種大墻禁錮內的生活。怎么也忘不了像受難的天使一樣的露茜出現在鐵絲網外邊的情景,有了那一刻,大墻內的折磨似乎可以抵消了。露茜的定時出現,不只是給予她的戀人精神慰籍,她讓大墻內的集體同時擁有了節日般的一刻。露茜,她像一縷日光,透過層層陰云,照射進黑暗的地獄。透過鐵絲網洞,她給予自己的戀人甜美的一吻,但她卻拒絕給戀人最終的幸福,她所遭受的心理創傷,不是人間的療法能夠醫治的。她是天使,受難的天使,只有在天堂,從上帝的花園里借來甘露,才能治好她心頭的重創。有了露茜這樣一個形象,《玩笑》卓立于同類作品之上,讓人永難忘記了。


  過去了十九世紀的那一批文學巨人,米蘭·昆德拉的出現帶來了一股特異之風。米蘭·昆德拉是用智力寫作的,他精心結撰,精心編織,處處顯示出一種用力經營的軌跡。他好像具備了兩副眼光,一副感性,一副理性。他用感性的眼光觀照生活,描述生活過程,又用理性的眼光隨時對生活進程予以審視,掃描和分析,而生活進程,也被他理智地安排,編制程序,像演算一道數學題一樣,精確無誤,走向最終的結果。


  細心尋繹,會發現米蘭·昆德拉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承繼了不少,他們都指向了人的靈魂。米蘭·昆德拉對人的靈魂不止于分析,而進入了解剖,他是大夫,持手術刀,大亮著無影燈,辨微識著,要切除現代病灶;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圣徒,握皮鞭,拷問靈魂,直逼向人類的原罪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宗教的,而米蘭·昆德拉則是哲學的。讀陀思妥耶夫斯基,感覺到的是宗教的熱情,甚至狂熱;讀米蘭·昆德拉,一刻也不能放松,漏過一處,就無法接續前后了,讀得很累,但是自有其魅力。從這個角度出發,揣想那些把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”的流行語掛在嘴邊的人,大約并沒有耐心,能把米蘭·昆德拉的書讀下來。娛樂時代,快餐式閱讀已經難以維持了,有多少人能在耐心的閱讀中領略文學魅力呢?米蘭·昆德拉的作品中,并沒有多少娛樂的因素,看《告別圓舞曲》的書名,會發生誤解,以為那里面彩燈閃爍,舞影迷離呢,其實卻完全沒有那番光景,有的還是米蘭·昆德拉一以貫之的分析,數學題一般的布局、章法。而且,此作離開了米蘭·昆德拉善長的對于專制的批判、揭露,不如《玩笑》了。


  在20世紀的世界小說星系中,米蘭·昆德拉是一顆異星,放射著獨特的光彩。他獨創了一種分析推理式敘事方式,在他的中短篇小說集《好笑的愛》中出現,到他的一系列長篇小說中蔚成大觀,一再運用,直至全部。他的敘述是分析,分析也是敘述。他頑強地突現著敘述者,小說中的生活為“我”服務,“我”隨意地驅遣著人物、事件、細節,“我”敘述著,分析著,議論著,作品是以“我”為中心結撰的。讀他的小說,總是會看到同一個人站在那里,為我們指認和辨析。米蘭·昆德拉一反那種作家要盡可能藏起來的小說作法,他不僅不在意自己的身分出現,他還要讓人看到敘述者,他即便無意于此,他的實際也未免如此。


  米蘭·昆德拉太特異了,他得意于自己的特異,便頑強地始終如一地突現著自己的特異。讀得久了,多了,他所有的作品都是這樣下來,便覺得有一種單調了。他的《笑忘錄》,便缺乏了豐富性,讓人有一種單調乏味的感覺。一種手法用得再順手,再得意,也要有所節制,有所變化。節制尚不難做到,變化就極為不易了。尤其是特色作家,變化有失去特色的危險,固守有一成不變之嫌。有追求的作家面前總是困難重重。


  《笑忘錄》應該還是不錯的作品。米蘭·昆德拉既然是外科醫生,手持了手術刀,開了無影燈,他就會把細節放大,使病灶暴露無遺。葬禮上那頂帽子就被盡力地放大了。葬禮上,妻子、兒子和女兒在哭,棺材放進了墓穴,致詞人要念悼詞,恰恰在這個時候,狂風把克勒維斯爸爸頭上扣的那頂帽子刮起來,把它吹到了墓穴和站在第一排的死者的家人之間,于是,那頂帽子奪去了在場的人和我們的視線,誰都無暇他顧了。帽子成了這場葬禮的焦點。風仍然在刮,把那頂帽子吹得更遠,落到致詞人腳下。撿不撿帽子讓克勒維斯爸爸尷尬為難,不知所措。又刮起一陣風,帽子慢慢地滾到了墓穴邊沿,克勒維斯終于決定了,用力邁出一步,伸出手臂,要去抓帽子,帽子卻又吹起來,順著墓穴的邊,落到了墓穴里邊。致詞人用莊重的聲音念出那最重要的一句:“維克多·帕塞爾,愛你的人永遠也不會忘記你。安息吧!”壓抑不住的笑聲卻同時爆發出來,因為這時候那頂帽子已經落到了棺材頂上。莊重被戲謔打破,死的尊嚴被“笑忘”打破,一頂帽子的細節放大,勝過了萬語千言。


  米蘭·昆德拉似乎對帽子格外重視。中國的膠東地區鄉間有言:頭上頂的,腳上蹬的,人就這兩樣。頭上戴著的帽子關乎尊嚴,腳上穿的鞋子有關立場。在米蘭·昆德拉那里,也有這樣的“帽子情結”吧。在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《不朽》中,他寫了歌德和貝多芬的“帽子事件”。


  那是歌德去世那年,貝蒂娜在寫給她的朋友赫爾曼·皮克勒-穆斯科伯爵的信中講的一件發生在二十年前的事。1812年,貝多芬來到特普利采小住幾天,在那里,他第一次遇見歌德。他們正沿著一條林蔭道一起散步,忽然看到皇后出現在他們面前,還有她的家人和宮廷人員陪侍在旁。一看到這列人,歌德不再聽貝多芬講話,站下來,閃在一旁,脫下了帽子,貝多芬卻把自己的帽子往下拉了拉,皺了皺他那又長又濃的眉毛,毫不減速地朝那些貴族走去。那些貴族倒是站定了,讓貝多芬走過去,向他致敬。隨后,貝多芬轉過身來,等待歌德,并向歌德談了對他這種奴性舉止的想法,像訓斥一個毛孩子一樣訓斥歌德。“脫帽致敬”,脫帽不脫帽關系到人的尊嚴,自尊和他尊都在其中。對于一個作家、詩人,還不能光看他的作品如何,還要看他的人格。歌德“藝術上的偉人,魏瑪公國的庸人”曾經被恩格斯批評過,他和貝多芬面對貴族的不同表現,證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批評確鑿無疑。莎士比亞說:“高于一切的真理,就是忠于自己。”歌德和貝多芬忠于的都是他們自己吧。


  米蘭·昆德拉是流亡作家,移民作家。20世紀的流亡作家、移民作家構成了一種獨放異彩的文學現象,值得研究。米蘭·昆德拉在他的文論專著《被背叛的遺囑》中,專門寫了“移民生活的算術”一節,寫了約瑟夫·康拉德、博許斯拉夫·馬蒂努、貢布羅維奇、弗拉基米爾·納博科夫等移民作家、藝術家臨終的選擇。《被背叛的遺囑》是米蘭·昆德拉最好的文論著作。他專門寫“移民生活的算術”,是吐露他流亡作家、移民作家的心聲吧?


  (編輯:李思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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